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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早期弘传

  于凌波居士著述

  大囧琺东来,虽在汉季,而佛教确立,乃在晋代。盖佛法初来,知者尚少,历经了三百余年的译经和弘布,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。然所以如此者,实亦与时代背景有关。兹为述魏晋之世的社会情形如下:

  东汉末季,黄巾乱起。虽赖皇甫嵩朱隽之力幸获平定,然继以董卓及西凉诸将之乱,袁术,袁绍,曹操,刘表等割据自立。其后三国鼎峙,晋武统一。八王之乱,五胡入侵。百余年中,九宇鼎沸。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,朝不保夕。有史以来,国人遭遇之惨者,莫过于此。而际此境遇之中,忽闻我佛世尊,救苦救难,人民为求精神之安慰,或避朝廷之徭役,是以相继入道,皈依佛门,佛教倡因果报应,六道轮回之说。重福报行业,功德因缘,乃使稔恶之徒,亦自怵祸害,俯首皈信。即在智识份子之间,以汉末之干戈扰攘,礼教式微,贤达之士,立命无方,闻佛法智信圆融,乃以本身环境的感受,证之佛法所说:‘诸行无常,诸法无我,涅槃寂静’之义,感触愈深,于是英才硕彦,遂多入于佛门,并且佛教输入,至此已二三百年,在社会上酝酿亦渐趋成熟,再值佛门大德登高倡导,于是风行天下,奠定了佛教的基础。

  在此时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人,是西域来华的佛图澄。

  佛图澄,龟兹人,高僧传称他:‘少出家,清真务学,诵经数百万言,善解经义。’他于晋怀帝永嘉四年来华,抵洛阳,值刘曜寇洛,帝京扰乱,他乃潜泽草野,以观世变。后以后赵的石勒石虎,以暴虐杀戮是务,澄悯怜苍生,杖策军门,尝现种种神异,为二石所崇信。于是中州胡晋,多因澄故营造寺庙,相竞出家。佛教至此,弘扬乃盛。二石对澄奉若神明,虽不能尽用其言,但残暴杀戮之习,却因澄而少改。澄居华数十年,虽未尝译经著论,然高僧传称其:‘妙解深经,旁通世论。’随其受学的弟子前后将近万人,且有自天竺康居等国涉流沙行万里而来者,多因澄说而‘妙达精理,研测幽微’。在他的弟子中,以道安、法和、竺法汰、法首、僧慧、法常等最为知名,然最能光大其业的,则是道安法师。

  道安法师,是中国佛教划时代的人物。法师以前,译经弘教的都是外来西僧,法师以后,我国的僧侣始为弘法的中坚。法师之前佛学是沙门的专业,法师以后,才把佛学公之于智识阶层及广大社会之间。

  道安法师,俗姓卫,常州扶山人,世业儒,十二出家,以貌陋,不为师重,然安笃性精进,斋戒无阙,受具足戒后,谒佛图澄于邺城,事澄为师。后更游学诸方,备求经律,中年居于襄沔间,符秦建元九年,符丕陷襄阳,师乃入长安。秦主符坚曾云:‘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,唯得一人半,安公一人也,习凿齿半人也。’器重安公,有至如此。师在长安居五重塔寺,僧众数千,大弘法化。后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者,每劝坚迎致,什亦远闻安风,谓之东方圣人。然安卒于符秦建元二十一年,后十二年(姚秦弘始二年)罗什始至长安,东西二大师卒无一面之缘。

  安师对佛教之贡献至多,略而言之,如制定僧尼规范—制定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法,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,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以至‘天下寺舍,则而从之。’安师倡沙门以释为姓—当时沙门多随师姓,安师以为师莫如佛,沙门应以释为姓。后来增一阿含经译出,经中果有:‘四河入海,无复河名,四姓出家,同称释氏。’之语。此外安师并整理佛教文献,创编经录,为佛门目录学之始,且遍注诸经,启发幽微,经义始明。并遣弟子布教四方,大囧琺始盛行于天下。习凿齿与谢安石书,有曰:‘来此见释道安,故事远胜,非常道士,师徒数百,斋讲不倦,无变化技术,可以感常人之耳目,无重威大势,可以整群小之参差,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,洋洋济济,乃是吾由来所未见。其人理怀简衷,多所博涉,内外群书,略皆遍睹,阴阳算术,亦皆能通,佛经妙义,故所游刃...’由此可见安公道风的一斑。

  道安以后,佛门有两位事迹辉煌的人物,一位是他的受业弟子慧远,一位是译经大师鸠摩罗什。

  罗什来华事迹,已于上节略述,与罗什同时,而在南方弘化的,是道安法师的门人慧远。

  慧远本姓贾,雁门楼烦人,博贤群书,尤邃于周易老庄。二十一岁入道安门下,闻安讲般若经,豁然而悟,乃叹曰:‘儒道九流,皆糠糙耳。’乃投簪落发,委命受业。安每叹曰:‘使道流东国者,其在远乎?’后随安居襄阳,道安入长安,远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。抵浔阳,见庐山幽静,卢于山阴,历史上有名的东林寺,即其遗迹。远宅庐三十年,未尝出山一步,而江左清信之士,望风遥集。如彭城刘遗民,雁门周续之,新蔡毕颖之,南阳宗炳,皆弃世荣,依远游止。而其时朝野名流,宰辅若王谧刘裕,方镇如桓伊陶侃等,咸入山或赍书致敬。

 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,远与同志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,同修念佛三昧,是为净土法门流行之始。

  远为当代物望所宗,庐山东林寺亦成为南方佛教中心,与北方佛教中心长安鸠摩罗什大师的消遥园中分天下。远于晋义熙十三年圆寂,寿八十三岁。

  慧远大师圆寂后三年,刘裕篡晋,国号曰宋,江北五胡,亦统一于北魏,成南北对峙之局,史称南北朝时代。今先述佛法在南方弘传事略。

  南朝历宋,齐,梁,陈数代,朝野皆皈依佛教。刘宋之初,佛驮跋陀罗在建业译大方广佛华严经,又有天竺三藏求那跋摩来朝,弘化甚盛。齐代有僧柔,惠次等,讲经不衰。至梁代,梁武帝最崇信佛法,曾皈依于智藏,法云,僧旻三大师,依慧约法师受戒,并自注大品般若经。

  武帝大通元年,南天竺菩提达摩渡海抵广州,武帝迎之建业。相与唔谈,以机缘未契,达摩乃渡江抵嵩山,在少林寺面壁九年,后传衣钵与慧可。达摩者,中国禅宗之初祖也。

  武帝太清二年,西天竺真谛三藏抵建业,译经多卷。又有名僧僧祐,宝唱等,著弘明集,高僧传等书,均为佛教史上的宝典。

  其在北地者,魏太祖道武帝建国,初未闻佛,及与晋通聘,方知皈信。明元帝继位,亦遵先业,京邑四方,建立图像,并令沙门敷导民俗。太武帝即位,初亦崇信佛法,后得道士寇谦之,信行其术,并纳司徒崔浩诽毁佛教之言,敕臣下坑杀天下僧侣,破毁经像寺塔,这就是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祸的‘一武法难’。未久寇谦之死,崔浩亦因国史事被诛,帝颇以毁佛法事为悔,后其孙文成帝袭位,下昭兴复佛法。并应沙门昙曜之请,于平城(今山西大同)武周山右崖开凿窟龛五所,内镌佛像各一,高七十尺,次六十尺,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

  后魏孝文帝世迁都洛阳,宣武帝,孝明帝世,复于洛阳伊阙山营建石窟三所,前二者,即世称云岗石窟与龙门石窟是。

  魏宣武帝时,北印度菩提流支三藏来朝,帝迎居于洛阳永宁寺,译十地论,净土论等。宣武帝通达教理,对弘扬佛教不遗余力,故西域沙门来华者多至二千人,国内寺院多至一万三千余所,沙门总数逾二百万,是为北地佛教最盛时代。

  其后有昙鸾法师者,受菩提流支净土论,尽力弘化念佛法门,法泽远被四方,著有净土论注、赞阿弥陀佛偈等。

  距魏太武法难一百十余年后,至北周武帝时,佛门再遭一度危难。武帝初亦信佛,后以谶云黑衣当王,乃心忌沙门,信道士张宾言,破毁寺塔,焚烧经像,并令沙门还俗。这就是史称的‘二武法难’。后宣帝继位,复于东西二京,立陟岵寺,置菩萨僧,用开佛化。故佛教虽遭二度摧毁,仍能不再世而复。

  在晋室南迁,南北对峙期间,有一较特殊之现象,即北地高僧辈出,而南地则士大夫阶层中通达佛理者至多。如道安,法显,固在北方弘化,即慧远慧睿等,亦皆北僧而南下者。然在南方社会中,若王导、谢安、郗超、王羲之、王垣之、陶潜,以至于与慧远共创莲社的刘遗民,注安般经的谢敷,著神不灭论的宗炳,再治南本涅槃的谢灵运,是皆朝野名流而通达佛法之人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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